皇宫的“上行下效”
以慈禧的教育水准和文化修养，在缺乏传教士带领和教导的情况下，确实很难独自阅读和理解圣经。但是，此事却使光绪皇帝对圣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清末教案频繁，每次教案都让朝廷头疼不已。基督教的迅速传播，也激发了士大夫阶层在文化及道德上的反感。但是，朝廷在处理教案的时候，又不得不屈服于西方的武力和条约的限制，最终大都偏向于传教士一方。光绪帝本人对基督教，并没有普通的士大夫那种天然的反感，此种宽容大度的心态大约承自于他的祖先康熙皇帝。早在1891年，光绪就颁布过一道具有感染力的谕旨：“至泰西之教，本是劝人为善，即从教之人，亦即中国子民，仍归地方官管辖。民教本可相安。”
但是，究竟基督教的教义是什么，究竟圣经的内容是什么，光绪所知甚少。他仅仅从新派士大夫的著作，如汤震之《危言》、陈炽之《庸书》中，得到一些二手材料。
在此背景下，光绪对阅读全本的圣经原文颇有兴趣。是什么力量，让如此众多的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陌生中国、甚至在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仍然要传播福音呢？这大概就是光绪最希望知道的吧，而答案惟有从圣经中才能寻求到。
何德兰写道：“第二年，皇上派人到美国圣经学会去要几本新约和旧约，就是卖给百姓的那种。”光绪皇帝派人购买普通版本的圣经，显然是出于本人阅读的需要，而非叶公好龙般地装点门面。后来发生的事情，足以证实光绪确实仔细阅读过圣经。
何德兰记载：一位每天带著花和蔬菜进宫的花匠，偷偷来告诉他：“以往我进宫的时候，太监都对我不理不睬。昨天他们忽然坐下来，跟我极为亲切友好地谈起来，问我基督教方面的问题。我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诉了他们，他们仍然跟我谈，直至过了午饭时间很久。最后我饿得肚子咕咕叫，站起来想回家。他们一再挽留我，送进来一桌饭菜，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吃，就这样一直把我留到晚上。他们有人告诉我，皇上正在学习《路加福音》——皇上叫人把《路加福音》用大字抄在一张纸上，他每天就坐在桌子前学习。”
这个在何氏笔下绘声绘色的故事，大抵是真实的。宫廷权力的运作规则便是“上行下效”：楚王好细腰，于是后宫皆减肥；光绪读圣经，太监焉能毫不理会呢？如果不是皇上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，太监岂会没事找事，热衷了解圣经，甚至不惜讨好一名与洋人有较多来往、对圣经多少有些了解的花匠呢？
